超生儿遭遇了什么样的“社会调剂”？

财经十一人

根据初步调查情况，社会调剂桂林市委市政府责成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超生行政不作为的儿遭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

文|周缦卿 姚佳莹

编辑|鲁伟

7月5日，一份落款为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遇什样告知书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上述告知书显示，社会调剂针对唐月英、超生邓振生信访反映“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儿遭经核实，遇什样两人“超生的社会调剂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超生行为”，对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儿遭 

告知书显示，遇什样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社会调剂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数量，超生提高人口素质”的儿遭政策，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唐月英、邓振生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

7月5日，《财经》记者联系到上述告知书的当事人唐月英、邓振生的女儿邓海荣，她表示，她家住址为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安和乡四所村委田中间村，“被抱走”的是她弟弟，名叫邓小周。邓海荣称，弟弟邓小周出生于1989年，于1990年“被抱走”。邓海荣还表示，7月5日中午，当地有关部门人士来到了邓家，并表示，会帮忙寻找邓小周。

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回复《财经》记者称，事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不方便做出任何回复。

7月5日下午，桂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全州县卫生健康局不当处理信访事项引发社会关注。事情发生后，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派出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全州县进行调查。根据初步调查情况，责成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工作组将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

公开信息显示，全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地处湘江上游，总人口84.5万，是桂林市行政区规划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是桂林市域副中心城市，又是桂北湘南的物资集散中心， 依次与湖南省道县、双牌县、零陵区、东安县、新宁县交界；南、东南与兴安、灌阳二县接壤；西与资源县毗邻。全州南北最长99.23公里，东西最宽85.77公里，全县总面积4021.19 平方公里，现辖15镇3乡。

多名人口学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从未听说所谓“人口调剂”的说法。“即使在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期，所谓‘人口调剂’也是绝不被允许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不是以出卖儿童为目的，就不是拐卖儿童的行为，而是拐骗儿童的行为，即非法使儿童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全州所谓“社会调剂”一事，是未经监护人同意将儿童带离监护人或家庭，这无疑具有非法性。

据天目新闻客户端报道，桂林市卫健委一位邓科长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过这个（社会调剂）政策，由当时的桂林地区下发。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正在查阅档案找具体的政策内容。”

公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西壮族自治区进入第三个生育高峰期，1988年9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条例发布，但该条例未对“人口调剂”作出规定。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正式启动。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计生工作。

1991年5月12日，《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发布。该文件指出，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实行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由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并建立奖惩制度，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给予奖励，对造成人口失控的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现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于2022年3月24日修订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条例》已无“超生”相关表述。关于“生育调节”的章节规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实行生育登记制度。